沒有這些沉浸和崩潰,就沒有王之理的系列京味劇|國劇初心譜?(7)

2019-11-29 11:05 994


從“劇匠訪談錄”到“國劇初心譜”,我們一直在整理國故,探尋去路。

這次我們再負行囊,向電視劇創作的源頭進發,從類型角度梳理,或者從地域特色著墨,遴選每個題材的源頭大拿再作探訪。

回到初心,總有些道理顛撲不破,總有些常識源遠流長。

今天第七篇,我們請京味劇代表人物王之理開講,細訴他的創作生涯。

文/一樹

對于編劇王之理,大多數人或許都看過出自他筆下的“京味三部曲”:《傻春》《正陽門下》《情滿四合院》。又或者,與他的近作《正陽門下小女人》有過正面接觸。但對于他的名字,卻還是相當陌生。

以最粗放的方式劃分,“京味劇”也起碼經歷了三個階段:以老舍先生為代表的狀寫北平風物的京味劇;以王朔為代表的狀寫“頑主”生活的調侃式京味劇,以及以王之理為代表的狀寫過去幾十年胡同市井生活的京味劇。

王之理


王之理極少接受媒體的采訪。他不愛露面,也不好和人聊有關自己的事。關于“王之理”其人,找遍四處的采訪資料,也只有寥寥幾句。唯一能找到的一個生活細節是:他每天在傍晚六點左右便睡覺,凌晨一點再起來寫劇本。

而在無人打擾的深夜,王之理有時候也并不寫劇本,而去“撕”劇本。

在最近的寫作中,他便突然失眠,十點半就坐在桌前,一字未動,直到早上三四點鐘左右。“我直接打電話給出品人,前十集統統不要,你也不要給任何人看。”

這一句把出品人驚得不輕,而老搭檔劉家成卻似乎“見怪不怪”,只說也就王老師一個人能做出這種事。“你斃他稿子?他自己先斃。”

劉家成與王之理(右)


處世低調的王之理,在對待寫作這件事上,總有著一股“高調”的豪氣。

“一定要寫最好的,你要對得起你自己。”

“我寫的都是我的親身經歷”


“我的經歷,說出來也沒人信。”談到自己過去的人生經歷時,王之理道。

2005年進入編劇行業,王之理至今寫了14部劇,完成并播出了10部。其余的,一部《北京以南》正在制作,一部《九道灣》進入拍攝籌備期。如今,他正在創作《正陽門下年輕人》和一部關于汽車集團的作品。

都說《傻春》《正陽門下》《情滿四合院》是“京味三部曲”,如今,這三部曲將被擴充成兩個“京味兒劇”的系列,“正陽門下”系列代表著一份“正氣”,而在“傻春”“傻柱”之后,《九道彎》中“傻冒”的故事則要從胡同里出發,展現北京城與北京人在過去數十年間的發展軌跡。

王之理和劉家成的“京味兒劇”組合,從《傻春》以來便逐漸為人所知。兩個老北京組成的搭檔,也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風格和流派,讓“京味兒”和“京韻”通過作品流露出來。

《傻春》陶紅飾傻春


都說編劇要善于從生活中取材,而對王之理來說,倒不如說他寫的每一部劇里,都有他的生活。“我和其他編劇不太一樣的可能就是,我寫的都是我親身經歷的事。”

出生于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北京四合院里,王之理的童年生活相當豐富多彩。那個年代所特有的變遷、發展、動蕩,雖然小孩子不懂,但聽著家里的長輩的討論長大。不管是《正陽門下小女人》里公私合營的舉措,還是《情滿四合院》里的大院規矩,對于王之理來說,都是“熟得不能再熟”的故事。

而《傻春》里的“大姐”,王之理在現實生活中遇見過許多;《正陽門下》中以古董收藏為生的“韓春明”,在現實生活中,不僅教會王之理認古董,還讓他知道了北京古董市場里的常識。

《正陽門下小女人》里的“徐慧真”,原型是他家邊上小酒館的老板娘。在還夠不著柜臺的年紀,王之理和哥哥便會伸著胳膊,探著腦袋,把二分錢擺上柜臺買一塊奶糖。

《正陽門下小女人》蔣雯麗飾徐慧真


那時的場景王之理歷歷在目,“老酒鬼們都坐著喝,有的也蹲旮旯角,弄二兩酒,嘴上含個釘子,沒有菜,就含釘子來嘬嘴,好下酒。”

18歲進入航校,王之理成為了一名飛行員。在部隊期間,他正經八百當過連長帶過兵,又在導彈部隊干過氧化劑技師,還下鄉當過農民插過秧。這一段生活,便成了他寫作《那些年,我們正年輕》的基底。

退伍后,王之理在1992年到了深圳,趁著改革開放的浪潮,也成為了“下海”大軍中的一員,一“下”十多年,王之理對經商也頗有心得。“那天有個老總來找我,想寫‘畫了一個圈’的故事。”王之理笑道。“我說,‘來,我給你講講這圈怎么畫’,都把人聽愣了。”

或許很少有人像王之理一樣,在成為一名專業編劇之前,幾乎把各行各業都做了一遍,包括怎么講故事,都在先前的經歷里得到了十足的鍛煉。以至于在寫作第一部劇本《真情人生》時,他便已經能以兩天一集的速度進行產出。

有了豐富的生活積累,從當年至今,王之理所有的劇本都是原創,并且,他還在合同上規定,任何人不能出版他的劇本。“我準備一段時間以后,我就把它們都改成小說,一起出。”

即便對作者本人來說,將自己的一部劇本改成小說,也需要三個月的時間。王之理的劇本里全是對話,幾乎沒有描述,要把這樣的劇本改成能夠敘事抒情,寫實寫意的小說,的確不大容易。

《情滿四合院》


而在他看來,對話才是劇本寫作最見功夫的地方。“臺詞不能有水詞兒。絕對不能按標點去斷,必須按情緒。句子沒完,但情緒斷了,你就得在這點一下,標注一下。”這樣,導演和演員才能看懂,也才能看著就“過癮”。

“當你句子跟著情緒走,就真改不了臺詞。”王之理道,“改了就不對了,就完蛋了。”

“其實我不是寫戲,我是在寫人”


次要人物雖然是被主角“帶”出場的,但各自有各自的心思,各自有各自的脾氣。因此,當他們各自轉動起來,便影響了主角的人生與路徑。

王之理的許多作品,都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書寫。時代背景決定人物性格,而人物性格便帶動了劇情的發展。這也是王之理劇作中一個典型的特點,在動輒幾十年的時間跨度上,不同時代里的每一個人物,都是按照那個年代的思維在說話處事。

“你別把現在的觀點挪到那個時候,套上去就完全錯了。現代人大部分的思維,放到那個時候,張口可能就得挨扇。”

《正陽門下》


這或許也是如今許多電視劇“不好看”的原因:“不該是他講的話他講了,不該是他做的事他做了,這就根本不符合這個人。觀眾當然覺得不好看了。” 

在王之理的寫作過程中,總是先有創意,接著有人,然后定下時代背景,而故事便隨著人來,也隨著人往前走。

人站的角度不同,對事物的判斷不同,就會走向不同的道路。對一件事,一個夢想,追求方式的不同,也必然導致結局的不同。這個簡單易懂的道理,放到王之理的劇本,便成為了人物的命運。

“只要是在我劇里的角色,我都讓他們有個性,是活著的。”王之理道。

《情滿四合院》


王之理的作品時間線長,人物眾多,四五十個出場人物,他很少去一個個想他們的性格,而更像是這些人物都活生生地立在他眼前。

不寫戲,而寫人的王之理,總是會從不同的角度去審視自己的劇本。在籌備階段,他鉆到人物的“最底下”,把人物最本質的東西挖出來,這一過程通常都與生活積累有關,便也不算很難。

寫出前五集之后,便要以俯視的姿態,跳出“作者”的身份,而用“觀眾”的視角去看。王之理笑稱,這也是“上帝視角”,畢竟“觀眾就是上帝”。

寫的時候是最難的。“在故事里你是主角,你是每一個人。”王之理道。“你在不停地角色轉換,去考慮他們是怎么想的。”

《傻春》


這是一個容易讓人崩潰的過程,角色的喜怒哀樂,都會讓一個編劇沉浸其中,而無法繼續書寫。王之理相信,作為編劇,有的時候總是希望故事能向好的方向走。但為了故事,卻總要違背一些自己的原則,這個時候,要是誰再來打擾一下,很有可能便要氣得摔東西。

王之理也笑,“我摔得挺多,不止一次。”

“你也不知道你為什么發火,其實你是自己在跟自己過不去。”

但對于編劇來說,這其實不是件壞事。“你只要自己把自己寫成這樣,你的電視劇一定好看。就有那種真。” 

“‘正能量’怎么就打敗了‘小鮮肉’?”


電視劇中的“地域性”在如今,無疑是一種亮點,甚至成為一種流派。但在幾年前的電視臺看來,地域性太強的劇他們并不敢要。

因此,在劉家成和王之理合作的第一部劇作《傻春》的創作中,兩人都沒有表達出太強的地域性。但到了《正陽門下》與《情滿四合院》,劇作中的城市清晰地設定在了北京城里,也讓這兩部劇身上的“京味”更濃。

雖然《正陽門下》在播出后取得的效果讓電視臺也吃了一驚,但時逢2014年前后,“大IP”“小鮮肉”之風刮過整個影視行業,這不免讓電視臺對《情滿四合院》這樣的作品充滿了疑慮。

《情滿四合院》


《情滿四合院》的播出推遲了整整一年,最后由兩臺聯播,變成了由北京衛視獨播。《情滿四合院》在北京和全國都是收視冠軍。“后來在研討會上,還有專家發言說,這么一個‘正能量’的電視劇,怎么就打敗了‘小鮮肉’。”

從《情滿四合院》《那些年,我們正年輕》,直到《正陽門下小女人》,王之理參加了三次研討會。最后討論出的“原因”還是在劇作上。“作者會不會提煉?說白了就是會不會講故事,怎么講故事。”

提煉,引領,凝聚。這是王之理總結出來對劇作者的要求。“跟老百姓上綱上線,怎么講,都沒用。”要足夠貼近生活,才能提煉;足夠明白人心,才懂引領,而“凝聚”,則是觀眾隨著人物悲喜交加,度過大半生之后,在是是非非之間,便有了一種提升,一種自然而然的凝聚。

《正陽門下小女人》


王之理的作品里,總有一個他想告訴觀眾的道理,《傻春》講的是對家庭的犧牲與付出;《正陽門下》中“收藏”即“人生”,要堂堂正正行正道;《情滿四合院》是感情的復雜與堅貞;《正陽門下小女人》則是一個學會原諒他人,也原諒自己的故事。

劇作者最初的目的,是要表達自己的觀點態度,而最終的目的,必定是要打動觀眾。人物情感的轉變,沖突,每一個細節,要怎么處理,才不讓觀眾感覺到難受,“這都是要用腦的。”王之理道。

如今,在技術的輔助下,劇本可以被數字化和程式化,按分鐘進行劃分,并決定在哪里需要小高潮和大高潮,在此基礎上,再由編劇來寫作。但很多時候,這樣的劇本總會變得“非馬非驢”。人物性格和矛盾沖突都是為了情節需要,甚至是為了時間點的編排,而當編劇為了滿足這些時間點開始“硬掰”,故事就根本不會有任何的生活感。

“這永遠得不到觀眾的認可。”王之理道。

在王之理腦子里,如今還有著7、8個已經構思好的題材,但他卻沒有時間寫。來邀稿的人太多,答應了只能寫,但要是來者要的東西正好是王之理想要的,他便會按照他所想的,來講一個故事。

比如《正陽門下》,當這個劇本還在王之理腦海里時,它叫《大藏家》,而《正陽門下》四個字一出現,其中蘊含的“正氣”便讓王之理眼前一亮。

《正陽門下》


一個名字,帶出一套新的三部曲。王之理的生活似乎始終與他的戲“貼”得很近,都有著一股老北京的“局氣”。

創作多年,王之理始終保持堅定的原創姿態。在他看來,“編劇”和“作者”就像兩個相交的圓,其交錯相疊的地方,是這兩個職業的共通之處,也是精華所在。而對于一名“作者”來說,保持原創始終是最重要的。北京城里的一“家”,一“院”,一“胡同”,處處都是故事。

但除此之外,王之理似乎無意做太多的事,也無意說太多的話,他拒絕沒有必要的爭辯,也躲開一看就理念不合的合作方。

“咱永遠活在最底層,當個編劇就好了。”王之理道。“作為一個編劇,你就老老實實地寫作,老老實實地去體會這一生,老老實實地說出你心里的話。“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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